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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型国家反腐任重道远  

2014-12-04 08:01:42|  分类: 关心国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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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保云

反腐败历代都搞,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民主国家都要反腐败。中国目前反腐任务艰巨、道路漫长,我觉得应该从3个方面来认识:

 第一,经济体制问题。

一般说来,私有化比较彻底、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的国家,反腐败就比较容易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及中国台湾、香港都是如此。相反,国营企业和国有资产多的“混合模式”,反腐败就比较困难,印度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。智利是拉美地区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,不仅在经济上后来居上,廉洁度排名也远远高于拉美其他国家。在欧共体众多国家中,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希腊等国有企业比重较大,它们在欧共体中不仅经济排在后面,廉洁度也在低档。意大利二战后一直在发展国有企业,导致国企在很多领域的垄断达100%;希腊国有企业在90年代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0%。这两个国家的廉洁指数排名在欧共体中最低。

国有部门过大的“混合模式”,市场经济就难以规范化,法律体系常被人为扭曲,国有企业与资产多了,官员的权力范围就大,滋生腐败的土壤就广阔。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,除了政府对各个行业包括教育、文化产业的广泛垄断和控制外,还有产权不清的土地所有制。要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平台上彻底清除腐败,的确很难。

 第二,民主制度建设。

中央现在正在酝酿“法治”建设。“法治”的内涵不光是指依法治国、加强法律建设、利用法律管理等内容,真正的“法治”还包括民主制度,有民主选举、分权制约、言论自由等民主的形式要素。所以,不能把“法治”简单地理解为“法律治理”(rule of law),而应该理解为“按照宪法和法律治理”。要建立一个廉洁社会,政治体系的变革至关重要,它需要现代化,要形成相互监督的、透明的和大众参与的机制。有人经常以印度为例来贬低民主制度,说它对于反腐败没有作用。其实,印度只是“初步民主”,搞了半个多世纪,它目前的水平还低于中国台湾,再加上它的国有部门很大,一个初步民主自然起不到反腐作用。从世界范围看,只有在民主成熟后,它才能起到约束腐败的重要作用。而建设民主政治,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十分困难的。

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:国有企业和资产减少了,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,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得很小,腐败土壤就减少;再加上民主法治的建立,使各级权力得到有效监督、各项法律公正执行、经济透明度高,这两个条件的配合,就能慢慢培养出“廉洁文化”,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美国等西方国家较高地达到了这种境界;日本、韩国也达到了;中国台湾可能比韩国略差一点,但也不错。

 第三,对打击腐败常态化的认识。

中国历代皇帝都打击腐败。孟德斯鸠曾指出:中国的皇帝之所以不断地反腐败,那是因为中国人口多、生存压力大,不打击腐败政权就难保,但这样一来,政治制度就难免变得越来越“凶暴”。撇开孟德斯鸠对制度的看法不论,单就反腐败而言,应该说“凶暴”是正常的,现代民主国家的反腐同样是凶暴的而且是常态化的,一个小小的贿赂就会让一个人失去职位甚至锒铛入狱,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下,反倒没有这么“凶暴”,因为它制度松懈并缺乏现代技术条件,没有能力管到很小的问题。

向民主制度过渡的“威权体制”,它虽有宪政框架,但民主不太充分和成熟,所以,反腐败更多地依靠廉洁领导人的作为。新加坡的特点是国营企业比较少,外资企业比较多,并且它国家规模小、人口少,靠领导人强力推行反腐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。韩国及中国台湾就要相对困难一些,因为它们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大。

在威权时期,朴正熙和蒋经国都是铁腕反腐败的。有些人喜欢夸大韩国威权时期的腐败,其实它并不严重。卢泰愚和韩国第三大财团SK集团的总裁是连襟,不需要个人发财。全斗焕在90年代审判中被揭露出一大批“黑钱”,那是他的执政党募捐的“政治资金”。募捐是合法的,由党的专门机构管理,只是在他下台后没有及时移交,但谁也没敢动用,因此也很难定为贪污罪。至于朴正熙,清廉和铁腕反腐是他的突出特点。他能铁腕反腐,一方面决定于他的个人品格,另一方面也受到宪政制度的支撑。韩国在“威权体制”下政党竞争很激烈,这是反腐常态化的重要机制。反对党紧紧盯着执政党的官员,时刻想抓执政党的腐败劣迹,执政党也是同样,这就使反腐常态化了。朴正熙不像人们说的那么“独裁”,反对党议员在国会中敢指着鼻子责问他,选举的时候专门找他的腐败问题,他之所以几次竞选总统胜利,是因为人们找不到他的任何腐败。反对党的监督,也是对朴正熙铁腕反腐的支持。没有反对党的压力,反腐就难以坚决彻底,很难反自己的手下和亲近人的腐败。中、韩的有些学者常把韩国“威权体制”和中国体制看作一回事,这是不严肃的。中国改来改去,目前还没有脱离苏联模式的政治框架,而韩国则是在宪政制度下,不是一码事。

台湾地区的“威权体制”要比韩国落后一些,它在《戒严法》下实行党禁,选举只是在县以下搞。因此,反腐更加依赖政治领导人的作为。台湾的经济制度的平台和韩国一样,除了大山、河流、湖泊等之外,土地都私有化了,各级政府搞卖地财政的余地很小;台湾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比韩国还高,同时,台湾地区的出版社、报纸、杂志、广播、电视等文化产业的管理也遵循着现代国家的一般规范,它们都是民间企业,政府机构不可创办,政党也无权干涉,只按照法律规定管理,这样的一些条件,使官员搞腐败的机会很少。当然,政府还有其他各种权力,台湾反腐任务也很重。在这方面,蒋经国的意志和铁腕胜于朴正熙。他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“圣贤”形象,作风清廉,生活简朴,他居住的二层小楼规模很小,一层是会客室,二层的房间都很小,陈设极其简陋,他的卧室只有十几平方米,一张和医院病床样大小的单人床,他从晚年到去世都睡在这张床上。这些品格决定了他对腐败的极度厌恶。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就负责反腐,他只要听说某个官员一点儿不好的口碑,这个官员就别再想升迁。他利用这样的铁腕手段,维持了政府机构的廉洁和效率。

对以上3个方面问题的思考,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目前反腐的艰巨性。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败在力度上和广度上均前所未有。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开端,感到高兴。反腐巩固了中央的权力中心,加强了权力集中,这并非不是好事。没有强大的权力中心,深化改革就推不动。即使是搞民主也要有强大的力量来保证不发生社会崩溃,从而使政治家、官员和普通民众在民主框架下得到慢慢的训练和适应。事实说明,十八大以来,一边强力反腐,一边倡导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,不仅很大地改善了官场风气,也对社会精神的变化产生积极影响。

另一方面,任务艰巨、路途遥远。前面说明,建立廉洁社会,除了强力打击腐败外,还需要规范市场经济的平台和法治建设。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,朝着现代性方向变化,而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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